青年有樓才有自信　誰的錯？

中學生未畢業就遞表抽居屋，反映年輕人非常急於置業，原因未必只是擔心樓價攀升，背後可能代表年輕人找不到肯定自我的方法，但求以「一樓在手」滿足父母和伴侶，尋回自信。三藩市電台節目主持葉振東於《經濟日報》撰文，分析青年置業背後心態。全文如下：

特首梁振英第三份施政報告於上周公布，坊間一直「以為」在佔領運動的餘波之下，這份施政報告將會以「青年」作為重心。

豈料公布之後，全文有關青年的政策，大概只有634字；翌日的各大傳媒的報道，均沒有使用「正面」回應年輕人訴求一詞；連傳統的左派報章也在社論中直指：「青年政策和工作不應該只集中於提供物質的支援。」及反問青年人對特區政府的心結：是否也與苦無一個公平的機會參與社會事務有一定關係？

政策無關政治 僅炒冷飯變種

無奈，在這份充滿敵我思維的報告中，恐怕梁振英認為佔領運動已經耗盡了群眾的力量，無力反撲；所以，不用回應青年人的政治訴求了。

筆者並非無的放矢，在有關青年政策的段落中，全數與政治無關，不少是「炒冷飯」，甚至是現有政策的變種，而非石破天驚的新政策。例如「生涯規劃」只是從前 中學「升學就業輔導」的加強版；而內地交流，自2008年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系列活動推出而來，學界的內地交流已經多得不勝其煩，當中還未計算「公民教育活動委員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的內地交流團。

香港青年服務團就更加「嚇死街坊」，這個團不但與中聯辦支持下成立的「阿福義工隊」關係密切，更讓人大惑不解的是，政府若要推廣義務工作精神，香港現時有13個制服團隊，過百萬名低收入人士及弱勢社群，我們為何捨近而取遠「搞服務」，難道香港的「陰暗面」是年輕人不能碰的秘密？

青年創業基金 未如台灣直接

明顯這「堆」政策只是拼湊出來，應酬年輕人的問題，並把他們的時間全填滿，而非應付年輕人的真正訴求。所謂的亮點「青年創業基金」，亦看不出政府的承擔。

彼岸的台灣在40多年前，已經推行過類似計劃，而且在台灣的「黃金年代」造就了不少企業人才與老闆。但台灣「青年輔導委員會」的高度，是直轄於行政院，197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亦一直有「官印」在身。這是因為台灣政府明白到，年輕人是國家的棟樑，一些年輕人的培育工作，便只能由政府來擔當，絕不能假手於非政府機構，或安置在一個政策局之下的諮詢委員會「再傾吓先」，便算有所交代。

青年急於置業 求對得住「高堂」

即使早前「團結香港基金」提出「社會向上流」及「置業」，是解決年輕人對政府不滿的重中之重，這份報告中也難以看出端倪。筆者從來不贊成協助年輕人置業是「好政策」；但我們必須認真了解，年輕人急於置業的心態，真的是因為樓價持續攀升嗎？

為甚麼他們所求的是「安居置業」，而非「安居『樂』業」呢？答案非常清晰，就是他們活得不快樂，而且對將來無希望，及無法在社會上作出自我肯定。

香港現時在政治上，普選無期；經濟上，過於單一，又向巨商傾斜。剛畢業的大學生，社會福利便只有政府普通科門診服務，及「放棄自己」申請公屋；至於競爭力，學士學位已經嚴重貶值，職業先修又關門大吉。

年輕人步入而立之年，才剛剛把「loan」還清。在這樣一個扭曲的政、經環境之下，他們手執「磚頭」，或許還有一些顏面「上對高堂、下對妻房」。這才是年輕人的心結，而非如寵物般只求「有得食、有得瞓」。

視青年非子民 消耗精力為主

可是，政府總部設在「堅離地城」，梁振英更把他們視作敵人，而非子民；政策出台自然漫不經心，口出「香港民族論」也不足為奇。2010年，政府在各方努力下復辦「青年高峰會」，唐英年被「掟鞋」之後，筆者已就青年政策，向政府建讓「3E approach」；即Engagement、Enrichment及Empowerment。

令人惋惜的是，是份拼湊的青年政策，仍然是以消耗年輕人的精力為手段，對豐富他們在公共行政上的參與乏善足陳，政治上的充權就更加置若罔聞。在這樣的政策思維之下，敢問年輕人除了「放棄自己」之外，還有啥可以幹呢？

全文刊於《經濟日報》，原題為《青年靠「磚頭」顯自我 是誰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