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屠殺後屍骨特徵一致難鑑證　法醫憑一樣物件確認死者身份

猶記得很小的時候，頸上已掛着一條繫着銀鏈墜的項鏈，直至中學時才知道那是家人給我的平安符。長大後，當我到世界各地進行有關法醫人類學的工作，想不到這種平安符庇祐的文化、甚至伴隨在身邊的小物件、飾物，可為遭遇不測的人死後證明身份，成為搜證的重要綫索。

其中一次在東帝汶鑑定骸骨身份的工作，讓我有了真切的體會。

▲ 法醫人類學及鑑証科學研究碩士李衍蒨曾在東帝汶工作，為當地因大屠殺而身亡的死者尋找身份。（黃建輝攝）

曾被葡萄牙統治的帝汶島，在1974年葡萄牙採取「去殖民化」後於1975年宣布追求獨立建國，但同年12月卻遭印尼入侵鎮壓獨立運動，及後被併入印尼共和國中。

隨後20年多年間，東帝汶抗爭及內戰頻生，斷斷續續造成約20萬人死亡，直到2002年才正式恢復獨立。當時因受印尼入侵而出現的大屠殺，以致在首都帝力（Dilli）經常有居民表示，各地區每每施工動工，都會從土地中找到不少人類骸骨。

▲ 經歷大屠殺的屍骨特徵和傷痕一致，難以辨認身份。（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東帝汶的尋骨經歷

於東帝汶工作期間，我們找到的大部分骸骨，其死因都是因為上述因素所致。由於人們經歷的是大屠殺，部分被發掘的屍骨，其身體特徵及生前的健康狀況都很相似。

其中，最常遇到的是年齡介乎約20至35歲的男子。猶記得當時整整一個星期，每天處理的骸骨，其特徵都幾近一模一樣，甚至骨頭上因生活模式或創傷所造成的痕跡，都非常相似，難以分辨身份。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會令我感到懊惱和壓力——每一宗案件、每一副骸骨，對我們法醫人類學家、體質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因為沒有一副骨頭是一模一樣的。

而當中挑戰的難度則是沒有人能預計，只能以專業、熱誠的態度去處理。當屍首只剩下骸骨，可說是只餘下屍體的百分之五十而已，這有機會令很多重要的綫索隨着屍體的軟組織腐爛而消失。

▲ 把骸骨重組是其中重要工作。（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因此，法醫人類學家在處理骸骨時，如果骸骨的獨特性愈高，能夠成功鑑定其身份的機率也就愈大。而在大屠殺這類於相近時間釀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事件中，有時候最有用的綫索，就會是骸骨上的衣物、飾物、護身符等。

隨身物件的重要性

回想那次在東帝汶處理某一副骸骨的經歷，當我辦妥文件資料後，發現所有指骨都齊全，突然想起最初找到的一塊被沙石封着的「骨頭」。

於是我再次把它仔細檢查，並帶到洗手盆邊把它弄乾淨後，我拿着「小骨頭」向當地警察查詢，居然發現那是一枚東帝汶當地人的護身符。

那是家人給予新生兒的護身符，要永遠帶在身上，而每個家庭的護身符也不一樣。有了這個新的綫索，便有機會推算骸骨來自哪一地區，或在哪一個地區被發現。雖然這枚護身符沒有保祐着主人的性命，卻或許可讓主人身份得以重見天日。

▲ 透過骸骨鑑定身份，當中伴着骨頭的物件是關鍵綫索。（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以衣物為例，部分骸骨上的衣物，都可以找到他們死前甚至被殺的方式的痕跡。法證科人員透過深入分析及檢視衣物受破壞的位置，可以協助執法人員偵破槍擊、刺傷甚至受強酸襲擊等的案件。

另外，衣物也是重要的物件，因這是提供推測身份的重要渠道，特別是在一些曾經發生過戰亂、民生紊亂的地方。生還者或死者的家屬，都很依賴亡者的衣物作慰藉，雖然用衣物去鑑証死者的身份是不太鼓勵的，但在某些情況下，卻是唯一可以用到的有效方法。

作者李衍蒨Profile

法醫人類學及鑑証科學研究碩士，自2017年起於東帝汶法證科工作，及在各國從事生物考古挖掘、戰爭罪案調本等。最新著作《屍骨的餘音3》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