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屠殺後屍骨特徵一致難鑑證 法醫憑一樣物件確認死者身份

休閒 11:54 2019/07/05

分享:

法醫人類學家李衍蒨指出,要辦別戰時大屠殺的骸骨,是全新的挑戰,因為所有骸骨的特徵都幾乎一致。

猶記得很小的時候,頸上已掛着一條繫着銀鏈墜的項鏈,直至中學時才知道那是家人給我的平安符。長大後,當我到世界各地進行有關法醫人類學的工作,想不到這種平安符庇祐的文化、甚至伴隨在身邊的小物件、飾物,可為遭遇不測的人死後證明身份,成為搜證的重要綫索。

其中一次在東帝汶鑑定骸骨身份的工作,讓我有了真切的體會。

法醫人類學及鑑証科學研究碩士李衍蒨曾在東帝汶工作,為當地因大屠殺而身亡的死者尋找身份。(黃建輝攝)

曾被葡萄牙統治的帝汶島,在1974年葡萄牙採取「去殖民化」後於1975年宣布追求獨立建國,但同年12月卻遭印尼入侵鎮壓獨立運動,及後被併入印尼共和國中。

隨後20年多年間,東帝汶抗爭及內戰頻生,斷斷續續造成約20萬人死亡,直到2002年才正式恢復獨立。當時因受印尼入侵而出現的大屠殺,以致在首都帝力(Dilli)經常有居民表示,各地區每每施工動工,都會從土地中找到不少人類骸骨。

經歷大屠殺的屍骨特徵和傷痕一致,難以辨認身份。(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東帝汶的尋骨經歷

於東帝汶工作期間,我們找到的大部分骸骨,其死因都是因為上述因素所致。由於人們經歷的是大屠殺,部分被發掘的屍骨,其身體特徵及生前的健康狀況都很相似。

其中,最常遇到的是年齡介乎約20至35歲的男子。猶記得當時整整一個星期,每天處理的骸骨,其特徵都幾近一模一樣,甚至骨頭上因生活模式或創傷所造成的痕跡,都非常相似,難以分辨身份。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會令我感到懊惱和壓力——每一宗案件、每一副骸骨,對我們法醫人類學家、體質考古學家及體質人類學家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因為沒有一副骨頭是一模一樣的。

而當中挑戰的難度則是沒有人能預計,只能以專業、熱誠的態度去處理。當屍首只剩下骸骨,可說是只餘下屍體的百分之五十而已,這有機會令很多重要的綫索隨着屍體的軟組織腐爛而消失。

把骸骨重組是其中重要工作。(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因此,法醫人類學家在處理骸骨時,如果骸骨的獨特性愈高,能夠成功鑑定其身份的機率也就愈大。而在大屠殺這類於相近時間釀成大量人口死亡的事件中,有時候最有用的綫索,就會是骸骨上的衣物、飾物、護身符等。

隨身物件的重要性

回想那次在東帝汶處理某一副骸骨的經歷,當我辦妥文件資料後,發現所有指骨都齊全,突然想起最初找到的一塊被沙石封着的「骨頭」。

於是我再次把它仔細檢查,並帶到洗手盆邊把它弄乾淨後,我拿着「小骨頭」向當地警察查詢,居然發現那是一枚東帝汶當地人的護身符。

那是家人給予新生兒的護身符,要永遠帶在身上,而每個家庭的護身符也不一樣。有了這個新的綫索,便有機會推算骸骨來自哪一地區,或在哪一個地區被發現。雖然這枚護身符沒有保祐着主人的性命,卻或許可讓主人身份得以重見天日。

透過骸骨鑑定身份,當中伴着骨頭的物件是關鍵綫索。(圖片由花千樹出版社提供)

以衣物為例,部分骸骨上的衣物,都可以找到他們死前甚至被殺的方式的痕跡。法證科人員透過深入分析及檢視衣物受破壞的位置,可以協助執法人員偵破槍擊、刺傷甚至受強酸襲擊等的案件。

另外,衣物也是重要的物件,因這是提供推測身份的重要渠道,特別是在一些曾經發生過戰亂、民生紊亂的地方。生還者或死者的家屬,都很依賴亡者的衣物作慰藉,雖然用衣物去鑑証死者的身份是不太鼓勵的,但在某些情況下,卻是唯一可以用到的有效方法。

作者李衍蒨Profile

法醫人類學及鑑証科學研究碩士,自2017年起於東帝汶法證科工作,及在各國從事生物考古挖掘、戰爭罪案調本等。最新著作《屍骨的餘音3》已出版。

撰文 : 李衍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