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韓劇更荒謬的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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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4/11/13 22:57

最後更新: 2014/11/14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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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章部份內容有多套電影的內容劇透,慎入)

有人說,每一個城市,都會有屬於它們的獨有味道。二十多年前,聽家人提起他們第一次去首爾 (那時還是稱為「漢城」) 旅遊時,街上都是彌漫著一鼓奇怪的「風味」:一來,因為那些日子,每天都是警察與學生在街頭對峙,是民主與獨裁的最後決戰,除了天被陰霾燻黑了,連吸進肺內的空氣原來全都是催淚彈的刺鼻味道;另外,就算躲在室內餐廳裡,像發霉變壞肉類的泡菜酸味,也不會令遊客聯想到「賓至如歸」這四個字 — 這就是屬於八十年代韓國的味道。

現在,二十年後的今天,走在明洞與東大門的街頭上,陣陣撲面而來的,不是時尚的流行風氣,便是從數之不盡化妝店走出來的女生,在她們身上噴滿的香氣。因K-Pop、韓劇、韓國電影與韓食掀動的「韓流」,徹底地把韓國「打造」成每一個亞洲地市或地區的人趨之若鶩的景點,沒有人不能在這個擅長為少男少女造夢的國度裡,找不到他們的「夢工場」。彷彿,在這個只會讓人發夢地方的生活,應該會活得像他們隔鄰北方的人民一樣,過著歌舞昇平與「我們最幸福」的日子。

我們看過「我們最幸福」一書,知道那句是咀咒,是譏諷北韓人民的無知,但原來在朝鮮半島南端生活的韓國人民,外間的理想投射與他們真實生活的落差,與北韓也沒甚麼大分別。今年的香港亞洲電影節中,便刻意把這個本來被批評為「離地」的韓劇童話社會打破,一下子把觀眾推進入了比韓劇更荒謬的現實社會。這幾套今年選擇的韓國電影,目的就是要將K-Pop與三星糖衣背後的社會殘酷一面展現出來,務求要赤裸裸地驚醒一眾「哈韓」一族,並向觀眾拋出一個問題:「究竟韓國為了成就今天的金光璀璨,犧牲的全都值得嗎?」

喪盡人性的貪婪

貴為今天全世界最大規模的手提電話製造商,三星企業當然是每一個韓國人最引以為傲的國家自信心指標。這個有如經濟龐然大物的財閥,從昔日的一間只擁有小廠房的中小企,花了半個多世紀,在集團創始人李秉喆的引領下,最終於他的三子李健熙手中踏入發光發熱的時代。上年宋在鎔教授出版了一本名為《The Samsung Way》的企管書,大談有如神一般的李健熙如何把這個三星帝國,將不可能的發展模式變成可能。背後的潛台詞是:「李健熙是拯救韓國人民民族自信的救世主」。

或許李健熙真的如宋教授般說是韓國人的民族英雄,但他的一句格言「除了老婆與小女,一切都要改變」,卻把一顆只重視速度、效率、盈利與成果的貪婪種子,狠狠地種在每一個在三星半導體工作的管理層中。他們從那一刻起,便把金錢視為比人命更重要的東西:在地區偏遠的鄉村裡召募一批不敢亂說話投訴,只會乖乖地聽命令埋頭苦幹的女學生,送到它們的半導體工場工作,每天過著只見眼睛不見臉孔的危險生活 (因為在充滿放射性危險品的工場中,員工穿上保護衣物後,只能露出眼睛工作),但由於要追趕工作進度,女工們往往「被迫」放棄工作安全準則,直接與有滿帶幅射的物質接觸,因而一個接一個被診斷患上了血癌,與一些連名字也不易記得的奇怪死症。結果,她們一個接一個倒下,其中一個叫「黃于宓」,就是電影《來自三星的孩子》的主角。

你或許擔心這是劇情電影,淚會是白流給熟練於催淚方程式的韓國導演。但是,另一套電影《貪慾帝國》,便把那段「與三星決鬥」的大衛鬥哥利亞歷史毫不剪輯地紀錄下來。當時,已隻手遮天的三星企業,以威逼利誘方式要求受害者不要向三星入稟法庭,但就是一份信念與不忿 (在工場工作期間,一心努力工作,自己並無做錯),一班受害者家人成就了「另一種家庭」的延伸,集體向三星討回公道。還記得有一幕,當時三星董事長權五鉉與受害者家屬對簿公堂時,開庭前因在三星工場工作後患上腦腫瘤的韓惠京,坐在輪椅上走到權五鉉的面前,雖然有說話困難,但也開口質問他為什麼三星要這樣地對她們。那一刻,權五鉉第一次與受害者接觸,雖然二人只離開數厘米,但他卻心不在然地拿著眼鏡玩來弄去,根本不敢直觀這位已在死亡邊緣的前三星員工。我想,為了貪慾,連與另一個人眼神接觸的勇氣也放棄了,這樣無尊嚴地活下去,值得嗎?

迷失於發展是硬道理

或許沒有人記得,半個世紀以前,韓國曾經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三八線之隔的北韓經濟實力也遠追不上,那時韓國人根本抬不起頭做人,因為「落後」這兩個字,是這個民族的原罪,他們從來沒有富起來,過著豐足安穩的生活。就是這種心態,衍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一種對「發展主義」的原教旨傾向。

「因為窮過,所以不想要過捱餓的日子,我們要追趕一切,把一切可以讓國家發展的可能性都找出來,總言之我們要國家『現代化』...」— 這就是六十年代韓國國民擁戴的獨裁領袖朴正熙的格言。那些年,「現代」是時尚的關鍵詞,人人也掛在口邊,就是這種不期然的魔力,鄭周永也把它一手白手起家的企業名稱也定名為「現代集團」,可見「現代」這兩個字,在韓國這個國家裡,是令人崇拜的圖騰。

現代集團於韓國蔚山發跡,當時他們因應朴正熙的命令,以重工業的造船起家。當一堆堆象徵著發展的混凝土傾倒在蔚山的海邊時,人民是歡天喜地感激貧窮的日子終於過去。其後,POSCO浦項鋼鐵建立宏偉的熔礦爐,人民也是讚嘆「鋼鐵」是他們擺脫落後的唯一捷徑。最後,每一個韓國人都成為了拜船拜鐵的「現代化」奴隸,他們只看見海上的巨輪,卻忘記了海下擁有神靈的巨鯨。

韓國多媒體藝術家兼導演朴慶根,在他的電影作品《鋼鐵是這樣錬成的》中,紀錄了造船與鋼鐵廠裡機械的撞擊聲與海下鯨魚發出悲鳴的對比,也道出了韓國工人為爭取工人基本權益,甘願與負責鎮民運動的警察決鬥,花了十數年後他們成功了,換了更高的工資,但卻把私利值入了工人身上,昔日大伙兒無分彼此的吃喝日子也成為歷史,在死的機械與刻板的工序前,活的人也變成了一顆鑽在巨輪上的螺絲,沒有靈魂。就在那刻,電影響起來作曲家馬勒的第一號交響曲第三樂章《巨人》,彷彿就是向觀眾提出控訴 — 「為何韓國人對發展有如斯的沉溺?」

人性與法治的醜惡扭曲

民主與法治是一個國家的基石,兩者缺一不可,韓國亦如是。走了三十多年的民主血路,他們成功在1987年爭取了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本應是值得慶賀的事。可是,隨著政治制度的開放,經濟基本結構卻未有同步進行改革,結果是讓坐擁百億千億身家的財閥,順利過渡並適應了民主的遊戲規則,換來了昔日在韓國的封建思想,即「有錢就擁有公義」的文化延續至後民主時代,也把法治倒置成了政治的工具,失去了法治的原意。

電影《來自三星的孩子》與《貪慾帝國》,我們一部份看到了三星企業貪婪的一面,但更深刻的是他們以法治的漏洞,既威逼又利誘受害者家屬放棄向法院申訴,也以高價借用「被調適」的醫學報告,劃清一切需要承擔責任的界線。結果,雖然黃于宓的案件勝出了,但還有更多更多受害者的公允也尚未尋回,還要一直與三星在法庭上周旋,這就是「窮人沒有公義」的韓國一面。

就在當法治未能彰顯之時,人性也會隨之而扭曲。情形就如電影《希望》裡,那位喪心病狂的狂徒,竟然殘忍暴力對待一名只有8歲的女童「素媛」,導致她八成的大腸與性器官失去功能,經過多次手術後也難以挽救她終身殘疾的事實,但更狂妄地他竟然借醉酒之名以求取得輕判。然而,韓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國度,檢控官一律都會接受「男方也只是因醉酒失控」為由,輕判施暴者,結果是那名狂徒因醉酒,只被判了入獄12年。我們知道,《希望》不是故事,而是真真實實地,發生於2008年12月的京畿道安山市的一宗惡心的性侵犯案件。然而,就是刑罰過於仁慈,不足以震懾犯罪分子,結果也造成了「第二位趙斗淳」出現的尾巴,不消兩年後,釜山也發生一宗類似的姦殺女童案件,這就是至今為何韓國整體法治指數仍然偏低的原因。

當人性的底線一層接一層的瓦解時,再醜惡的喪盡天良的事也再不只是在虛構劇集中發生,而是活生生的擺在眼前,就好像電影《怒海沉淪》一樣 (電影參照了發生在2001年的中國偷渡客慘死韓國的「泰昌號事件」),每一個船員也是竭斯底里的把人性最自私的一面赤裸裸地表露出來:有的為性、有的為錢、有的為成家立室,結果面對著一批已於船艙窒息身亡的中國朝鮮族偷渡客,船長哲洙一聲令下,他們從沒有猶豫地一個接一個地把屍體拋入大海,希望毀屍滅跡。當然,看起來較充滿人性與無私的船員「東植」,為拯救他心儀的偷渡者紅梅是顯出患難同行的感情,但結果他的付出,卻只是換來了後來紅梅自私地拋下了他獨自走到岸上,尋找新生活的一幕。沙灘上留下的一步步腳印,我想就這是導演沈成寶對人類充滿悲觀的最佳演繹。

但正當我們對青年人懷有最後一些憧憬之際,電影《被轉校生》卻告訴我們,那些「禮崩樂壞」文化原來早已值入在他們的身上,他們只會幹出更殘忍荒謬的事。電影中的女主角「韓公主」從來不是虛構,她的原型就是一位在2004年韓國密陽市的一名女高中生,她被同市另一間男高中學校裡,被稱為「密陽同盟」的七十多名學生綁架並集體強姦。「韓公主」理應是受害人,但她卻被她生活的社區視為「罪人」一樣:有男警察罵她是令密陽市蒙羞、有警察不遵守法律把「韓公主」與施暴者放在一起審問、有施暴者的家人威脅「韓公主」不要上訴,更把強姦片段上載至互聯網、「韓公主」的父親私下收取施暴者家人的「和解費」、媒體也不顧及「韓公主」的私隱下大肆報導。結果,明明是受害者,明明最應該被幫助的人是她,最後所有她身邊的人都為了私心推開了韓公主求助的手。最終,因為無知、涼薄、刻毒與冷血,把「韓公主」推至大橋邊,她最後決定跳下去。

是荒謬也是真實

數套韓國電影,我們看到的都不是可以輕易地抽身的虛構劇,它們都是一件接一件,發生在韓國挑戰著人性底線的醜惡事實。黃于宓、韓惠京、素媛、紅梅與韓公主,她們都不是命中注定的哥利亞,要與如大衛般龐大的三星、韓國司法制度、甚至是當地社會的封建歪風進行抗命之戰。縱然處理方法有異,但她們沒有一個輕言放棄,走在她們的路上勇敢地行下去。

在當下社會盲目崇拜追求韓流的同時,有幸也有這幾套能夠勇於站出來的電影,敢向國際社會公開韓國社會荒謬的一面,就讓我們重新客觀地認識那「陌生」的一面的韓國,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反思韓國社會為了發展,付出的種種代價。

香港亞洲電影節 2014 (HKAFF 2014) 宣傳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原題為〈看到一個比韓劇更荒謬的韓國〉

撰文 : 鍾樂偉 中大助理講師、韓國翰林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