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李光耀到黃之鋒 香港要甚麼領袖？

▲ （相片來源：資料圖片）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逝世，加上《財富》雜誌評選黃之鋒為全球10大傑出領袖，令人想到到底政治領袖需要什麼特質？

言論自由行行政總裁黃永在《經濟日報》撰文指，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可分成4類，分別是：

1. 強人領袖

2. 工程領袖

3. 金融領袖

4. 解困領袖。

他認為香港欠缺金融領袖和解困領袖，並指出政治領袖不能只說「不」，要向市民提出具體方案解決問題。

全文如下：

新聞不斷分析李光耀的家長式管治，如何影響新加坡人；上周五，《財富》雜誌評選黃之鋒為全球50位傑出領袖中，排行第10。港人可能在上星期已不經意地反覆思考，到底甚麼是政治領袖？

但坊間的「今日威權政治已經過時」或是「政治領袖就是人民英雄」一類言論，未免太過概括。本文試從大歷史闡釋政治領袖的轉變，再把分析結果套用在本港未來的3級（區議會、立法會、特首）選舉，希望能為有志服務香港社會的賢達提供答案。

4類政治領袖 時勢造英雄

所謂大歷史觀，簡言之，便是以時代變化為單位的分析觀察。不同的狀況與環境，需要不同類型的領袖。就政界而言，現代領袖的共通點及起點，是不以帝王自居，因無世襲王朝，任期有法定限制。自此起點，世界各地的現代政治領袖，可約略分成4個時期：

⑴強人領袖——所謂亂世出英雄，這類領袖的代表人物是二戰時期，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到了南半球，就是非洲及南美的軍事強人領袖。

而毛澤東、李光耀也可歸納到此一類別。他們的最大特色，是個人風格強烈，一意孤行，魅力非凡，嚴格來說不算有施政，而把管治視作軍事行動，教人相信追隨他可脫苦海；只要信，不要問，建立神一樣的神秘感。

⑵工程領袖——百廢待興之際，往往就是這類領袖崛起之時，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的杜魯門。很多人或忽略了，其實江澤民及胡錦濤皆是工程師出身。也因此，曾蔭權任特首時期，「十大基建」是其管治重點。

某程度上，這類政治領袖都是凱恩斯主義（Keynesian Economics）信徒，認為政府可透過公共投資刺激經濟，提升內需。

⑶金融領袖——基建不能無止境，因為產能很快過剩。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得培養出中產階層才行。全力改革金融制度成了這類政治領袖的使命，代表人物包括戴卓爾夫人、列根、鄧小平。

留意這類領袖的政治主張，往往會被標籤成某種主義，如Thatcherism、Reaganomics，當然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⑷解困領袖——也許金融型領袖跟銀行家聯手太久，始會出現2008年系統性失衡的金融海嘯，然後世界各國的政治領袖，則被迫要在資本主義崩潰下，重新尋找一套可令人信服的論述。有些國家相信學者，像意大利便以經濟學者蒙蒂接替貝盧斯科尼出任總理，而其後接替的萊塔，則是法律博士。

香港一直欠缺 解困型領袖

但舊有論述擺脫困境的能力，仍未能說服新世代，故有很多國家的選民，索性接受一套，出自無包袱的年輕人的新說法，像意大利和希臘的倫齊及齊普拉斯，都是其國家史上最年輕總理。

另一方面，金融海嘯也令大國的關係改變，像奧巴馬便提出多邊合作主義，而習近平則有新型大國關係。

把以上現代政治領袖之分析套用在港，董建華有個人特色，但稱不上是強人；曾蔭權和梁振英實際上都是以基建為主：一個推十大基建，另一個獨沽一味講房屋。

香港人感到困惑，是因為人們既欠缺第⑶型領袖去轉變經濟結構，也沒有第⑷型領袖為城市提出新論述——隨着中國在不同領域上與世界接軌，香港再不是內地主要跳板，甚至是最強的金融銀行業，中國也以自己的力量創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當舊角色逐漸退色，香港未來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城市？誰能夠給予一個教香港人信服的答案，誰就是真正的領袖。

在此落寞而想像空白的時期，人們自然會寄望新面孔（因為舊面孔叫人太過失望），傳媒敏感度高，所以黃之鋒得以上了封面、入了十大，但他極其量只是個政治人才，不是一個政治領袖。

除了因為佔領末段，他決定絕食的一意孤行，像爭曝光多於爭民主外，更重要的是他願景中的香港，除了無國民教育及有公民提名外，其他欠奉。

勿只說「不」 需講明甚麼才「得」

所謂政治論述，對於一般人來說，既不是雄宏高深大理論，也不是細膩動人小故事，而是大家共同探索未來而得出的答案。

這答案的本質，是有能者能確實執行。即政治領袖的任務，是為社會問題尋找合適的答案，並確保這個「答案」能暢順實現，「知其可為而在限定時間內為之」：對區議員來講，不要蛇齋餅糭？那我的社區又要甚麼？對立法會議員來說，不要8.31框架，那2017年我選甚麼？

對特首而言，香港不靠金融、地產、旅遊，還有甚麼產業會有長足的發展？政治領袖不能只說「不」，而需要向市民闡明甚麼才「得」！

原文刊於《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