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雄： 影響因子與哲學研究

自從李輝公開談論期刊論文的影響因子 (impact factor) ，聲稱自己的因子是陳文敏教授的200倍之後，大眾對大學裏的「學術評估」認識多了一點，但未必能從中窺見這個制度的弊端。陳健民教授在《明報》剛發表的文章〈因子遊戲與社會責任〉，正正點出了大學太重視影響因子，對香港這樣的一個地方的學術研究有甚麼壞影響。

陳教授並沒有一味抹煞學術期刊和影響因子的學術評估作用，他以下所說的我也同意：

學者的地位當然難逃學術群體亦即同儕間的評價，用出版文章數量乘以「影響因子」的確是一套「客觀科學」的評估方法，如果單看「研究表現」來比較學者的能力，不能不說這是最權威的指標。

然而，他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指出這個制度對香港學術研究有一個壞影響：這種追求在最高「影響因子」的期刊發表文章的結果，是香港學者對本土研究卻步，大學在聘任年輕社會學教授時寧願「投資」在研究美國、中國或者跨國研究的學者，主要是看重其在高「因子」期刊發表文章的潛能。

但香港的《基本法》、房屋、移民、民主化、身分認同、社會衝突、貧富懸殊、文化保育等等問題迫在眉睫，卻因為連紮實的基礎研究都缺乏而無法進入深度的公共對話和政策辯論。

其實，這個制度的弊端不止於此。我只講自己較熟悉的哲學研究：如果一位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只有中文著述，沒有在會刊登中國哲學研究的國際期刊（例如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發表過論文，那麼，這位學者便幾乎不可能在香港的大學找到哲學系的教席。

我說「幾乎不可能」而不是「不可能」，因為以我所知還有中文大學這個例外；香港其餘的大學，如果有哲學系，而且有教中國哲學的教授，那些教授一是西人，一是曾經發表過國際期刊論文的華人。

當然，西人研究中國哲學，有些是十分出色的；我認為上述指出的是一個弊端，是因為這個制度排斥了另一些出色的中國哲學學者 --- 那些不會寫英文論文的。現在就算一位只有中文著述的學者對中國哲學的研究比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三者合一還要高明，甚至有同行的一致推崇，要在香港的大學找到一個助理教授的職位，恐怕也是機會渺茫！

用中文可以寫出高水平的哲學研究，這不只限於中國哲學，我用中國哲學研究做例子，只是方便更鮮明地點出問題所在。哲學研究不應該被語文所限，不難想像一位研究道德哲學或政治哲學的學者水平極高，嘔心瀝血用中文寫成一本巨著；這無可置疑是學術成就，可惜的只是不懂中文的人不會看，也大概不會有人肯花心力將它翻譯為英文或其他語文（除非作者像牟宗三那樣，已有國際聲名）。

也許有人會說，用中文寫的哲學論文或哲學書，無論有甚麼創見，學術影響只限於華人地區，不會有國際影響，這始終是個重要的分別。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學術上的國際影響不一定是更大的影響；試比較以下兩者：

1. 一篇研究韓非子哲學的國際期刊論文，被其他國際期刊論文引用過二十多次，但研究韓非子哲學的華人學者沒有人讀過這篇論文。

2. 一本研究韓非子哲學的中文書，出版後影響了不少研究韓非子哲學的華人學者，其中一些甚至因為讀了這本書而改變了看法和研究方向。

是1的學術影響較大，還是2？我認為是2。相信有人會認為這個比較不公平，因為例子裏的英文論文只被引用過20多次；是否不公平，也許值得斟酌，但在這裏我只能指出一點：大部份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都少於30。

我不在香港教學，也不是研究中國哲學，而且一直有在國際哲學期刊發表論文；然而，以上所說，不是完全與我無關。從前為了拿 tenure 和升職，我也是不得不寫期刊論文，寫時也不得不考慮寫的題目是否主流（因為會影響被接納的機會）。

五年前升了正教授後，我仍然有寫期刊論文，但心境已完全不同了，因為沒有了從前非寫不可的壓力；我現在寫，只是因為我喜歡寫，因為寫的純粹是我喜歡研究的題目。我還騰出時間寫那本跟中大劉創馥教授合著的《宗哲對話錄》（快完成了），皆因我認為寫這本宗教哲學的書很有意思；在大學的「學術評估」，這本書是不計的（或計得很輕） --- 不是期刊論文，而且是用中文寫的。

全文刊於王偉雄的網誌魚之樂，獲授權轉載。